第一讲 绪论：史官、史学
与《史记》有关问题（下）
一、补充前两讲内容
1、史官的职责
对占蓍结果加以解释预测：
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：晋侯有疾，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，且问疾。叔向问焉，曰：「寡君之疾病，卜人曰『实沉、台骀为祟』，史莫之知。敢问此何神也？」子产曰：「昔高辛氏有二子，伯曰阏伯，季曰实沈，居于旷林，不相能也，日寻干戈，以相征讨。后帝不臧，迁阏伯于商丘，主辰。商人是因，故辰为商星。迁实沈于大夏，主参，唐人是因，以服事夏、商。其季世曰唐叔虞。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，梦帝谓己：『余命而子曰虞，将与之唐，属诸参，而蕃育其子孙。』及生，有文在其手曰虞，遂以命之。及成王灭唐，而封大叔焉，故参为晋星。由是观之，则实沉，参神也。
长官天文星历：
《左传·哀公六年》：“是岁也，有云如众赤鸟，夹日以飞三日。楚子使问诸周大史。”
掌管氏族族谱：
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一年》：“晋侯……以偪阳子归，献于武宫，谓之夷俘。偪阳，妘姓也。使周内史选其族嗣纳诸霍人，礼也。”
2、先秦时期史学著作体式
区分两种历史：认识论上的历史和本体论上的历史。认识论上的历史就是记录下来的历史，本体论上的历史是实际发生的历史，我们研究的实际上就是认识论层面的历史。
（1）档案文献。《尚书·多方》：“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，殷革夏命。”
（2）嘉言善语的编撰，即“国语体”出现。
“国语”是关于一件事的态度做法的建议，一些人的嘉言善语往往料事如神，一语成谶。后来人将对这些对事情的劝诫、建议或预言等抄录，再加一段验证的按语，就构成了“国语”的书写方式。其意，在警戒后来的当权者。例如《国语·周语上》：厉王虐，国人谤王……邵公曰：“是障之也，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……”王不听，于是国莫敢出言。三年，乃流王于彘。
（3）编年体
典型编年体就是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。大体西周衰亡，列国春秋之际繁盛。史官对于编年史的作用很大。如《墨子·当染》：“史角往鲁，在鲁惠公，于是《春秋》从隐公起。” 见《左传·昭公十五年》：“辛有之子往晋，晋有董史。”
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在历史上是很有争论的，但是孟子坚定地相信孔子作春秋：
《孟子：腾文公下》：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。臣弒其君者有之，子弒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。是故孔子曰：『知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！罪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！』
司马迁同样相信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认为这是史官的责任，用笔来救天下。中国历史上拯救天下的方式：《水浒传》中的好汉是用拳头（暴力反抗）；周公制礼作乐，靠权力；孔子写《春秋》，靠手中的笔，靠文化。
二、《史记》的相关问题
《史记》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，一百二十篇，五十二万余字。
1、司马迁的生卒
司马迁生卒：王国维《太史公行年考》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（汉景帝中元五年），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（汉武帝建元六年）；大约卒于公元前86年（汉昭帝始元元年），一说卒于公元前87年（汉武帝后元二年），又一说卒于公元前90年（汉武帝征和三年）。
司马迁的生卒涉及到《史记》的作者问题，因为《史记》中记载太史公亲眼见到或者听当时人说过一些历史事件，如果司马迁出生时间晚，那么这些记录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记载的，因此就涉及到《史记》到底有多少是来源于司马谈的创作。研读《史记》可以参考汪春泓《史汉研究》、李长之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》、张大可《史记研究》、韩兆琦《史记笺证》、泷川资言《史记会注考证》。
2、司马迁的古史精神
《太史公自序》：上大夫壶遂曰：“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？”太史公曰：“余闻董生曰： ‘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夫春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敝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
司马迁的古史精神，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要在他经历“李陵案”，被处以宫刑，在“戾太子案”《报任安书》中见出他的坚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