个性嶙峋的边界人格：《伍子胥列传》（下）
1.谏言制度
吴王夫差立志报仇，让人每天高声提醒他：“夫差,你忘了杀父之仇了吗？你忘了亡国耻辱了吗”非洲也有这种谏言制度，《诗经》中的一些诗篇谏言也许也采取类似的制度。
2.伯嚭与伍子胥的溃败
刚戾的性格成为了伍子胥的负资产，刚戾强谏反招致灭亡。伍子胥将灭越国当成自己的事情，但是却无法左右君主的意志，这就是命运。被谗言绊倒的人往往缺乏政治智慧。且作为为夫差的父亲立功的老臣，需要把握好自处的尺度。
3.“反写”的范蠡故事：《越王句践世家》
朱公居陶，生少子。少子及壮，而朱公中男杀人，囚于楚。朱公曰：“杀人而死，职也。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。”告其少子往视之。乃装黄金千溢，置褐器中，载以一牛车。且遣其少子，朱公长男固请欲行，朱公不听。长男曰：“家有长子曰家督，今弟有罪，大人不遣，乃遣少弟，是吾不肖。”欲自杀。其母为言曰：“今遣少子，未必能生中子也，而先空亡长男，奈何？”朱公不得已而遣长子，为一封书遗故所善庄生。曰：“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，聽其所为，慎无与争事。”长男既行，亦私赍数百金。
至楚，庄生家负郭，披藜藋到门，居甚贫。然长男发书进千金，如其父言。庄生曰：“可疾去矣，慎勿留！即弟出，勿问所以然。”长男既去，不过庄生私留，以其私赍献遗楚国贵人用事者。
庄生虽居穷阎，然以廉直闻于国，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。及朱公进金，非有意受也，欲以成事后复归之以为信耳。故金至，谓其妇曰：“此朱公之金。有如病不宿诫，后复归，勿动。”而朱公长男不知其意，以为殊无短长也。
庄生间时入见楚王，言“某星宿某，此则害于楚”。楚王素信庄生，曰：“今为奈何？”庄生曰：“独以德为可以除之。”楚王曰：“生休矣，寡人将行之。”王乃使使者封三钱之府。楚贵人惊告朱公长男曰：“王且赦。”曰：“何以也？”曰：“每王且赦，常封三钱之府。昨暮，王使使封之。”朱公长男以为赦，弟固当出也，重千金虚弃庄生，无所为也，乃复见庄生。庄生惊曰：“若不去邪？”长男曰：“固未也。初为事弟，弟今议自赦，故辞生去。”庄生知其意欲复得其金，曰：“若自入室取金。”长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，独自欢幸。
庄生羞为儿子所卖，乃入见楚王曰：“臣前言某星事，王言欲以修德报之。今臣出，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杀人囚楚，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，故王非能恤楚国而赦，乃以朱公子故也。”楚王大怒曰：“寡人虽不德耳，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！”令论杀朱公子，明日遂下赦令。朱公长男竟持其弟丧归。
至，其母及邑人尽哀之，唯朱公独笑，曰：“吾固知必杀其弟也！彼非不爱其弟。顾有所不能忍者也。是少与我俱，见苦，为生难，故重弃财。至如少弟者，生而见我富，乘坚驱良逐狡兔，岂知财所从来，故轻弃之，非所怜吝。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，固为其能弃财故也。而长者不能，故卒以杀其弟，事之理也，无足悲者。吾日夜固以望其丧弟之来也。”
4.鞭尸
《公羊传》与《左传》都没有记载，只有《谷梁传》提到鞭挞楚平王的墓，《史记》是第一次提到鞭尸。从越界的人格来理解，人伦、国法压不倒他，但又不是《孟子》说的大丈夫“浩然”之气，而是“怨毒”。司马迁从“鞭墓”到“鞭尸”的描写转换反映出了文学家的“过界”，伍子胥的性格得到统一。伍子胥说“吾日莫途远，吾故倒行而逆施之”，是极端性格的表达方式，也是楚国人的脾气秉性。读之可了解主父堰、项羽等等。
这是“大复仇”的时代，涉及到宗法、宗族等观念，血缘是出发点，血亲重于国法。“子为父隐，父为子隐”。
钟惺《史怀》：以伍子胥报父仇为主，而郧公于平王，一父仇也；夫差于越王勾践，一父仇也；白公于郑、于子西，一父仇也。不期而会，不谋而合，穿插凑泊。若相应，若不相应，读之毛竖，人生真不愿见此境也。
曾国藩《批注史记》：子胥以报怨而成为“烈丈夫”，渔父之义、专诸之狭，申包胥之乞师，白公之报仇，石乞之甘烹，皆为“烈”字衬托出光芒。
李景星《四史评议》：《伍子胥传》以赞中“怨毒”二字为主，是一篇极深刻、极阴惨文字。子胥之所能报怨者，只在“刚戾忍垢，能成大事”，偏于其父口中带出，正见知子莫若父也。而又述无忌之言曰“伍奢二子皆贤，不诛，且为楚忧”；述其兄尚之言曰“汝能报杀父之仇”；述吴公子光之言曰“彼欲报其仇耳”；述楚申包胥之言曰“子之报仇，其已甚乎”，一路写来，都是形容其“怨毒”之深。又因子胥之怨，带出郧公弟之怨，无阖闾之怨，白公胜之怨以作点缀；而太史公满腹怨意亦借题发挥洋溢于纸上，不可磨灭矣。以伤心之人，写伤之事，哪能不十分出色！
